上映一周后，《749局》的预测票房从首日的9亿+骤降至不到4亿。这部科幻电影实际上是上一个热钱时代的产物，与《上海堡垒》同属一时代，反映了当时国内对科幻电影的构想与实践：过于追求视觉效果，而忽视了故事的深度。

即使是开创国产科幻电影元年的《流浪地球》，在推出第二部时也曾面临叙事节奏的口碑争议。今年，国产科幻电影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最近的纪录片《扬声》探班采访中，导演郭帆透露，在开发《流浪地球3》的剧本之前，他调研了1000多位年轻人的文化消费习惯。他惊讶地发现，如今的年轻人普遍持有“反奋斗”的态度，似乎对励志鸡汤类内容并不感兴趣。这种情绪与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社会颇为相似，当时人们也面临着“不想奋斗，但仍需赚钱”的矛盾心理。

即便是行业翘楚郭帆，也对系列续作的故事内核与情感共鸣的挖掘感到焦虑。这种焦虑反映了国产科幻电影面临的新挑战。郭帆提出，《流浪地球3》应当“不熬鸡汤，而是唤起人类的存在感与意义感”，这或许是一个解决方案。

在最近于宁波象山海边举办的北纬30°科幻电影周上，ip展看到国产科幻电影在回应时代和多元发展方面展现了另一种可能性。

五位青年导演通过创新性改编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文学IP，呈现出对科幻核心的新思考。在遵循基本科幻设定的同时，他们大胆探索，将科幻与喜剧、惊悚、爱情等成熟类型结合，开辟出新的可能性。

与创投评委王红卫、张吃鱼、杨超、张小北以及科幻作家王晋康的对话中，我们了解到，当前国产科幻电影仍处于爆发前夜的“蛰伏期”。如今，科幻电影产业正经历“话题热、产能少”的探索阶段，有时会偏离“创作驱动”的原则，过于强调“工业化”与“科学素养”。这导致一些科幻导演的作品面临“现实影像失真”、以及“科幻外壳与故事内核脱节”等创作问题。

与此同时，新生力量的崛起和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同样值得关注。去年11月成立的中国影协科幻电影工委会正在致力于建立新的产业支持体系，帮助青年导演创作中小成本的科幻电影，旨在拓宽科幻电影的边界，不仅限于《流浪地球》，也不只是“刘慈欣产业”。

展望未来，预计在未来一至三年内，将有至少7部科幻电影和剧集待映，这些项目要么已杀青，要么正在拍摄中。  

自2015年《三体》IP影视化开发以来，科幻电影便被视为国产电影的新增长点，与动画电影共同成为吸引年轻观众的重要动力。如今，国内的科幻电影类型探索已走过十年，正处于迈向新阶段的关键转折期。

初期阶段“先提升产能”的策略即将迎来观众的集中检验。国产科幻电影必须重新审视时代的诉求，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同时急需找到年轻创作者独特的科幻叙事新路径。

科幻电影是一种时代隐喻。正如张小北所提到的，所有电影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这部电影与‘我’有什么关系？”而对于科幻电影而言，这个问题显得尤为尖锐。

他指出，由于科幻电影的制作成本通常高于其他类型的影片，这使得它们难以像低成本剧情片那样容忍过多的个人化表达。“当你花费几千万去拍一部科幻电影时，就意味着你需要寻求更广泛的观众认同，必须找到这个时代观众的主要诉求和情感点。”

在北纬30°电影周的大师班上，张小北作为对话嘉宾，通过中国科幻电影的三个关键节点，阐述了科幻电影与时代相呼应的关系：

张小北与王晋康在大师班对话

关于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目前有两种说法：一是1958年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二是1979年的《珊瑚岛上的死光》。

《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制作于上世纪50年代，那个时期的中国科幻电影深受苏联叙事的影响，将科幻视作意识形态领域的信念之争。“美国的叙事模式如同山巅之城和灯塔之国，而苏联则追求世界大同。因此，中国早期的科幻电影主要以工程师叙事为主导，因为我们相信科技进步会带来个体幸福、国家进步和光明的未来。”

而《珊瑚岛上的死光》在1980年上映时，正值动荡年代的尾声，迎来了改革开放。这部电影的叙事模式、人物关系和情感至今仍具有效性：故事讲述了一位在西方完成教育并获得科研成就的科学家，出于朴素的爱国情怀，将最新高科技带回正在复兴的中国，却遭遇西方反对势力的阻挠。

《流浪地球》的成功也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那时，我国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可以说，中国科幻电影真正满足了在工业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消费者的需求。” 

AI作图   by娱乐资本论

2019年，《流浪地球》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元年，塑造了观众对国产科幻电影的初步认知。该片的成功不仅体现在类型上的突破，更在于它对时代情绪的精准呼应。

与《流浪地球》的原著相比，电影在保留核心科幻设定的同时进行了大胆改编。刘慈欣也对此表示肯定：“电影融入了许多原本没有的内涵和深度，比如将中国人对家园和亲人的感情在宇宙尺度上表现出来。”

在原著中，人们面对末日时情感关系显得疏离，对生死存亡之外的伦理问题并不关心。而电影显然强化了情感共鸣，刘培强与刘启之间的父子关系，从误会到和解，以及祖孙三代的情感纠葛，更加凸显了“家”的重要性。

相比之下，原著中呈现的世界在联合政府统治下充满窒息感，政治隐喻也较为明显。电影则强调了人类团结一致的乌托邦式概念。在电影中新增的土星引力危机情节中，刘培强孤身救地球的故事，让中国面孔在科幻电影中展现出改变未来的可能性。

这些改编与当时经济上行期观众对民族强大诉求密切相关：观众渴望一部属于自己的国产科幻电影，最好体现出不同于好莱坞的中国式内核。郭帆在选择改编《流浪地球》时，也特别看重其独特的内涵：与西方科幻在面临类似危机时选择放弃地球不同，中国科幻选择“带着地球流浪”，这反映了中国人对故土的深厚依恋，以及中西方对“家”这一概念的认知差异。

如今，五年过去，经济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年轻人普遍“反奋斗”的状态，连郭帆也感到焦虑：三年后的《流浪地球3》该如何抓住当下的时代情绪？

这不仅是郭帆和《流浪地球》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国产科幻电影在探索走到第十年后，进入新阶段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

“国内科幻电影的现状是，话题过度消费，但创作能力跟不上。”马贺亮指出，现象级的国产科幻电影一旦出现，便会引发大量相关话题。然而，行业内的科幻创作经验相对匮乏，导致虽然创造了许多概念和讨论，却依然无法实现真正的创作。

自2017年惊奇映像节以来，马贺亮一直致力于策划和运营国内专门针对科幻的各类电影节和展览活动。他发现，电影行业对科幻电影的认知需要更加完整，否则相关讨论常常陷入两个误区：一是过于强调好莱坞式的工业体系，而忽视了科幻创作的本质；二是片面强调科学知识。

“需要明确的是，电影工业体系是创作驱动的，”马贺亮强调，“像卡梅隆这样强大的科幻创作者提出需求，结合好莱坞完备的生产体系，才能推动电影科技的进步和工业升级。如果脱离创作来谈论工业化，讨论虚拟拍摄或AIGC等技术，永远无法实现真正的创作。电影行业乃至全社会的科学基础薄弱是不争的事实，这需要长期去解决的问题。然而，在科幻电影创作中，不能仅依赖科学顾问来解决核心问题，只有在科幻创作上有了清晰的认识，才能充分发挥科学顾问的价值。”

ip展了解到，《独行月球》是第一部明确标注“科学顾问”的国产科幻电影，导演张吃鱼在与科学家合作的过程中发现，“越是专业的人，反而思路越开阔。只要不违反基本的物理学定律，他们的想象力往往比我们更丰富。相对而言，部分科幻爱好者更在意科学严谨性的细节。”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影片中主角从月球回到广寒宫号的方式是找到一台阿波罗18号并进行修复，利用这个飞行器到达目的地。然而，在与科学家讨论时，他们认为不需要这么复杂，只需找到一个推力足够的喷气背包，甚至用游戏遥控手柄就能飞上去。最终，考虑到剧情的完整性和观众的接受程度，张吃鱼还是坚持采用了原方案。

同时，科幻电影也需关注社会主流意识对科技的态度。《流浪地球》的编剧杨治学在创造营课堂上表示：“科技与民族自豪感、社会发展历程的正向关联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国内对科技的认知源于鸦片战争后的“落后就要挨打”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潮。相对而言，西方经历了工业革命后，出现了失业潮和社会不稳定，人们对机器和工业化心存恐惧，因此西方科幻电影中常出现类似“科学怪人”的形象，这种叙事无法直接照搬至中国语境。

当国外科幻文学刚引入国内时，往往作为“科普读物”。例如，《科幻世界》在1979年创刊时名为《科学文艺》。国内科幻曾经历过“工具意识”过强的趋势，以及“重返文学性”的思潮。作家王晋康回忆，在20世纪50至80年代，中国科幻文学曾经历蓬勃发展期，但过于科普化和少儿化。到80年代，人们意识到这一问题，开始向文学化发展，但进程相对仓促。

1993年，王晋康将处女作《亚当回归》投稿至《科幻世界》，当时该杂志正考虑转型为少儿科普读物。之后，杂志在全国范围内培养了不少科幻迷和科幻社团。1997年，《科幻世界》主办的第二届国际科幻大会在北京开幕，掀起全国科幻热潮，并被评为年度十大新闻。以韩松、何夕、王晋康和刘慈欣为代表的“新生代”逐渐崛起，科幻文学作为独立类别获得了一席之地。

在延伸至科幻电影创作的过程中，产业推动科学与科幻融合的努力中，许多导演担心过分强调科学细节可能提高青年导演的创作门槛。杨治学强调：“难以理解的科幻概念，讲述起来难度也会更大。过度追求‘硬核’可能导致曲高和寡，需要考虑目标受众的接受能力。”

导演杨超

杨超导演认为，现在的创作者“不是科学素养不够，而是科幻素养不够。”在一次跨界沙龙中，有观众询问如何找到创作科幻片的导演和编剧，杨超提出了一个直接的建议：读过四川科技出版社的“世界科幻大师丛书”一半以上，并且有短片作品可以证明其视听语言的表达能力。

与科幻文学“重返文学性”的思潮类似，科幻电影最终也需要回归创作本身，“以创作为中心”。在这一过程中，科幻电影创作人才的培养成为了关键环节。通过提升创作者的科幻素养，能够更好地推动国产科幻电影的发展。

在创造营导师课上，黄建新公布了一组重要数据：在2021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票仓，国产电影超过700部，占全球总产量的五分之一。同年，全球科幻电影约有260部，其中美国拍摄120部，占比约46%，而中国科幻电影的产量仅为4%。今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9%左右，反映了市场调节与产业发展需求的变化。因此，科幻电影的准备工作，包括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

科幻电影工委会会长王红卫向《娱乐资本论》表示，目前国内专门针对科幻的创投主要包括中国科幻大会、金鸡电影创投大会科幻片单元、蓝星球科幻电影周，以及此次北纬30°科幻电影周的创投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由科幻电影工委会策划的金鸡科幻创投与北纬30°电影周的科幻电影创造营具有很强的互补性。金鸡科幻创投更注重项目的市场性，而北纬30°电影周则以“IP改编、AI共创”为特色，基于最新的产业动态，为科幻电影产业输送优秀项目与人才。

北纬30°科幻电影周的创造营于7月启动。组委会要求报名的80多位导演至少有自己创作的科幻剧本，以考察其对科幻的认知和未来职业规划，并优先选择拍过科幻短片的导演。随后，主办方将26个来自《科幻世界》和八光分文化等平台及作家的文学IP交给15位导演，合理运用机制避免同题竞争。通过剧本改编方案和中期路演，选出5位导演，给予资金、设备和场地支持。

这5位导演利用象山丰富的影视产业资源进行前期勘景，并在训练营导师的指导下完成剧本修改，最终进行为期10天的拍摄与剪辑创作。 

在上周末举行的终期路演中，五位青年导演展示了令人惊喜和满意的作品，展现了当前科幻电影创作的新可能性以及需避免的问题。

获得“最具商业潜力项目”和“年度科幻电影项目”两项荣誉的《爱的小屋》，由阳子政执导，改编自陈揪帆的同名小说。这部短片凭借成熟的科幻惊悚元素和与现实的紧密结合而备受好评。故事讲述了一位女性如何被AI欺骗，进入一栋人工智能“猎杀小屋”中的冒险。杨超总结称，该故事的优势在于“密室捕杀机制”的设定简单，主题警示对人工智能觉醒的警惕，同时场景限定在现实的家居环境内。他指出，近期《异形：夺命舰》的成功表明华语电影市场对这类科幻惊悚片和血浆片的需求巨大，而这类电影恰恰是当下所缺乏的。

王崑琳导演的《α临终关怀计划》讲述了2089年一款致力于临终关怀的二代机器人阿尔法面临淘汰时的逃亡与自我拯救。影片巧妙利用“一山、一羊、一人”的空间影像，呈现了末日世界的孤独感。台词中蕴含了存在主义的哲学思考和类“忒休斯之船”的悖论设定。

据ip展了解，同样改编自陈揪帆同名小说的《云爱人》，由邓迪执导，关注当下人们对科技的过度依赖和对虚拟关系的迷恋。影片特别设计了一款名为“US”的产品，用于揭露AI伴侣的虚假性，作为核心视觉形象，这款产品展现出极具未来感的设计。取景也相对简单，仅在一座落地窗的普通小屋内、草丛和海边进行拍摄。

王红卫认为，该片为青年导演提供一个范例：如何在一个现实环境中拍出科技未来感，“我一直认为这是中国做科幻电影具备的某种优势，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中国一样有这么多可以拍‘新未来’的地方。20年前，这个地方可能是美国、是日本，今天我们在象山就能找到这样的充满未来感的景观”。          

此次北纬30°科幻电影周选择在象山落地，既是基于该地区对科幻影视产业的资源与资金支持，也方便导演利用象山依山傍海的丰富自然景观进行取景拍摄。

然而，在视听语言上，“充满未来感”的短片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杨超导演指出：“当片中老人出现时，科幻感好像消失了。这实质上是一个视听语言的问题。”在《α临终关怀计划》中，这位老人是机器人的创造者，一位人类博士；而在《云爱人》中，故事发生在30年后，坐在海边回忆往昔的老年女主也让科幻感有所减弱。

王红卫认为这是当前国内科幻电影创作面临的普遍问题：“如果导演喜欢科幻电影，他们自然会对某种具有未来感的、高假定性的元素感兴趣，而这些元素对观众来说相对陌生。只要实现一定的逼近度——尽管我们无法定义什么才是真正的逼真——观众就可能会接受并带入。但一旦涉及到观众熟悉的现实部分出现任何瑕疵，观众往往会非常敏锐地捕捉到。”

王红卫

归根结底，这还是电影基本创作规律的问题。杨超导演认为，科幻电影更需要注重视听语言。他指出：“一旦导演拍摄科幻片，似乎就认为自己有能力去改造现实，因此不再需要将电影拍成精彩的空间影像和细致的空间调度。这其实是一种模式化的思维误区。”

这一问题在科幻电影中普遍存在。杨超以导演丹尼斯·维伦纽瓦为例，认为他的《边境杀手》的视听语言呈现远超同样由他执导的科幻电影《沙丘》。

孙兴盛执导的《灵魂出租车》则大胆地将原著《异体孤魂》的核心设定“灵肉分离”进行在地化改编，将发生在外太空的故事搬到地下车库。影片讲述了一位网约车司机在车祸后灵魂附着在车身上，与一位陌生女孩展开公路冒险的故事。短片在封闭空间中展现了科幻悬疑元素，而长片则希望展开一段公路喜剧，在故事情节上进行了大胆的“反叛”，但又抓住了原著的精髓。

杨超对这个作品印象深刻。他指出：“《灵魂出租车》涉及到一个非常当下的细节，即算法中的司机。这个故事不仅是公路喜剧，还可以加入爱情元素——当只有灵魂附着在车身时，他的妻子是否还能接受他。这背后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对亲密关系更新的认知。”

《灵魂出租车》创投终极路演现场

文章来源：娱乐资本论公众号